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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市民文學”與“市井文學”辨

來源:《中國社會科學報》 | 丁琪

“市民文學”與“市井文學”是文學批評領域廣泛使用的類型文學概念,用來指稱那些聚焦市民社會生活、關注市井人物命運變化且蘊含世俗文化趣味的文學形態。在中國文學研究中,學術界對二者的邊界、分期和審美價值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共識。因此,兩個概念混用是一種常見現象。然而,二者雖一字之差,但在思想內涵、審美重點、價值立場和時代感等方面存在差別,應該引起文學批評界重視。

市民階層催生“市民文學”

在討論以市民為表現對象的文學形態時,批評界經常使用的通俗概念是“市民文學”,謝桃坊的《中國市民文學史》、田中陽的《百年文學與市民文化》等著作都使用此概念。相對來講,“市民”的含義通俗易懂,在《辭!分兄饕袃蓪右馑。一是指中世紀歐洲城市的居民,因商品交換的迅速發展和城市的出現而形成,主要包括手工業者和商人。他們反對封建領主,主張各項改革,對社會經濟發展起著一定作用。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和發展,市民逐步分化為資產階級、無產階級和城市貧民。二是泛指住在城市的本國居民。

多數研究者在使用“市民文學”概念時,認同它是伴隨市民階層興起而出現的文學類型。歐洲中世紀商品經濟發展到較高階段時,市民階層登上歷史舞臺,隨之出現了表達市民階層思想情感的敘事詩、諷刺喜劇、通俗小說等文學形式,以人本主義的思想光輝逼退了中世紀的黑暗和蒙昧,推動了文藝復興的來臨。

就中國而言,市民階層出現于北宋時期,“坊郭戶”單獨列籍將城市居民與鄉村居民區別開來,標志著我國市民階層的出現,相應地出現了反映市民階層情感思想、為市民階層提供文化服務的娛樂消遣性文學形態。它發軔于北宋時期,最初以說唱語體形式存在。明清時期,市民文學臻于繁榮興盛,出現了文人創作的古典四大名著以及《金瓶梅》等經典傳世之作。經過近現代轉型,涌現出了張恨水、老舍、張愛玲等市民小說大家,并在改革開放以來再次出現繁榮景象,描摹世情風俗、反映市民生存狀態,以及市井小民命運變化等接地氣的主題意蘊,使市民文學備受社會各階層喜愛。劉心武的《鐘鼓樓》、鄧友梅的《煙壺》、陳建功的《轆轤把胡同9號》、馮驥才的《三寸金蓮》、池莉的《煩惱人生》、王安憶的《長恨歌》、葉廣芩的《豆汁記》以及金宇澄的《繁花》等作品,充分彰顯了市民文學恒久的生命力。

“市井文學”流傳開來

與市民不同,“市井”是一個空間概念,其最初含義是指進行商品交易的場所!秶Z·齊語》:“昔圣王之處士也,使就閑燕;處工就官府;處商就市井;處農就田野!薄逗鬂h書·循吏傳·劉寵》:“山民愿樸,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”,都是指地點。在春秋戰國及以后,市井是都邑或市街的通稱,《孟子·萬章下》:“在國曰市井之臣,在野曰草莽之臣,皆為庶人!边@里的市井與草莽相對,泛指都邑!笆芯庇盅由鞛樯藤Z身份,《史記·平淮書》中記載:“孝惠、高后時,為天下初定,復弛商賈之律,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!睙o論是指空間還是身份,市井都與商品經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。

20世紀80年代,袁行霈在《中國文學概論》一書中,將中國文學分成宮廷文學、士林文學、市井文學與鄉土文學四大類,“所謂市井文學是指在市井細民中流傳的、供他們欣賞娛樂的文學”。他認為中國市井文學可以追溯至漢樂府中的某些民歌,中唐以后市井文學主要是說唱文學,唐代的變文、宋元話本、元雜劇、南戲、明代擬話本、明清兩代的章回體小說等都可歸入市井文學。

袁行霈對中國文學的分類方法和“市井文學”概念,后來在文學研究領域被廣泛采信沿用,以致在當代文學批評中“市井文學”幾乎是約定俗成而無須界定的概念。趙伯陶的《市井文化與市民心態》、肖佩華的《中國現代小說的市井敘事》等著作都特別強調市井敘事,從中可以看出在當代空間理論自覺背景下“市井”作為核心概念被學者關注和研究的事實。

進入21世紀以來,部分學者提出了構建“市井詩學”的設想。這意味著從空間、文體以及政治美學等多個向度打開研究視野,把傳統的“市民文學”引向更有時代感的“市井文學”研究路徑上來。

研究者也注意到市井文學的局限性,市民階層以逐利為本,在歷史上他們從未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發揮作用。這一階層惰性決定了市井文學的思想也往往帶有世俗性、商業性和形而下特征,并且與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思想和封建迷信思想糾纏不清。在藝術上,市井文學走通俗化道路,容易陷入低俗、粗糙、簡單和教化的泥淖之中無法自拔,缺乏與正統經典文學創作相媲美的藝術表現力。

市井文學價值取向更加突出

“市民文學”概念有其歷史存在價值和合理性。但是,在新的空間理論背景下,“市井文學”概念受到關注和深入研究,也是學術發展規律使然,它更能凸顯此類文學形態的主體特質、倫理內涵和民族文化特色。

首先,“市民”屬于主體身份范疇,它的階層結構復雜、體量巨大,用來指涉某種文學類型顯得有些寬泛。在舊中國,市民有資本家、工商業主、工人、貧民等不同階層。我們理解的市民文學實際上是“小市民”文學,主要是指市民中的平民階層。另外,在封建社會,市民只占總人口很小的一部分。但是,隨著城市規模擴大和商品經濟發展,當代中國城市人口比例逐漸超過農業人口。以這樣一個體量龐大、結構復雜的群體來命名一種文學類型,很難突出這類文學形態的審美主體特征。但是,“市井”具有明確的城市平民指向性和世俗生活狀態內涵。市井空間活躍著大量城市底層平民,如小商販、個體戶、工人、小職員等,家常的雞零狗碎和柴米油鹽成了世俗生活的河流。因此,當我們說“市井文學”時,心之所系是街衢巷陌一方有溫度的人間煙火世界。

其次,“市民”的基本含義為城市居民,因而市民文學也表現出價值中立色彩。而“市井”由于其本源意義與商品買賣相關,所以蘊含著明確的商品經濟倫理。市井中人不一定都是商人,但都受到商品經濟文化熏染,無論從業還是人際往來都遵循著經濟理性、趨利避害原則、平等意識和契約精神。它有別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國情懷、道義至上、集體意識和義務論,在特定歷史階段表現出一定的革命性。市井文學是商品經濟倫理的藝術載體,它對封建專制文化和儒家倫理價值觀構成反思和批判,對近現代以來的人本主義思想和市井倫理進行價值建構和自我反省。因而與市民文學相比,市井文學的倫理價值指向更加突出鮮明。

最后,與相對傳統的農民階層相比,市民意味著群體性現代特征,暗含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。而作為空間概念,市井具有都市民間的含義,中國城市發展的獨特道路尤其是近現代“農村包圍城市”的革命道路、改革開放以來城市中洶涌的農民工大潮,以及21世紀以來城市快速擴張造成的“城中村”現象等,造成了都市與鄉村、市民與農民混合的獨特市井空間。它內化了傳統與現代的矛盾,是喧囂中的寧靜、流動中的恒常、摩登里的懷舊、前進中的退守。這種矛盾性美學內涵源于民族化城市發展特色,體現了文學藝術在前沿理論影響下的當代性建構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,市井文學不同于傳統的市民文學,也有別于西方現代市民文學。它富有民族文化特色和當代理論色彩,尤其是就近四十年的文學批評而言,顯示出其獨特思想價值和美學創新意義。

(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“新時期市井文學審美嬗變研究(1978—2018)”(19BWZ120)階段性成果)

(作者單位: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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